电影《消失的她》讲的什么故事
电影《消失的她》票房已经突破22亿元，那么这部悬疑电影《消失的她》讲的什么故事呢?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悬疑电影《消失的她》讲的什么故事，欢迎大家阅读转发!
悬疑电影《消失的她》讲的什么故事
6月19日首映礼结束后，悬疑电影《消失的她》收获好评。故事发生在东南亚的一个阳光海岛上，一反悬疑电影青睐阴郁色调的常态。在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专访时，导演崔睿说，自己拍一部色彩明朗、丰富的悬疑片。在他看来，海岛有一种天然的孤独感和神秘感，而当重重迷雾层层拨开，积极阳光、色彩浓郁的美学构架，会与人性里挖掘出的阴暗形成鲜明对比。
这是崔睿第一次执导悬疑类型的电影。秋日，监制陈思诚送来剧本，他一口气读完，感觉很“流畅”。一个局套着另一个局，在扣人心弦的层层反转中，“一念成佛、一念成魔”的主题浮现，对亲密关系和女性友谊的探讨也得以展开。
“好的悬疑电影的核心仍该是人物，所有反转要围绕人物的内心翻转来设计。”崔睿说，“悬念当然出自故事，但也可以出自角色、情景、演员。”在崔睿的印象里，朱一龙过去的形象大多是“正人君子”。而在这部影片中，主角何非承载着复杂的人性，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，在幻觉与现实间横跳，“这种演员形象与角色之间的张力本身就是一种反转”。
朱一龙告诉记者，为了进入角色，他为何非构思了人物小传，从原生家庭到后来的人生经历，一步步厘清他的心态变化与行为逻辑。“要理解他在剧本之外的潜在生活，理解他是如何走到后来的境地的，说服自己真正相信他的行为。”在朱一龙看来，没有天生的恶人，何非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，从追逐更好的生活，到发现自己的能力满足不了欲望，他做了错误的选择，逐渐迷失了自己，一错再错……
《消失的她》中的人物大多处在一股“狠劲”里、一个“极端”的状态中。何非更是如此，“过度压制自己，反而变得失控、神经质”。这种精神状态的重要外显表现之一是面部肌肉不自觉地轻微抽搐。朱一龙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来锻炼这种肌肉抖动，直到它成为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，若非如此，“观众看的时候会感觉很刻意”。
除了故事与表演，影片在画面、音乐等方面的处理也可圈可点。“好电影是不怕多看的。”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崔睿与团队在电影中精心埋设了许多细节，希望将反转过程与人物情绪打磨得更细腻，留待观众反复品味。
萦绕的人声、蜥蜴鳞片的房顶、五彩斑斓但危险的冷血动物……诸如此类兼具审美价值与隐喻内涵的设计在影片中并不少见。电影许多画面致敬了后印象派绘画大师文森特·梵高，也暗示着人物的心情与命运。何非与李木子定终身的戏码被安排在麦田中上演，主创团队将实景与特效结合，竭力复刻出梵高自尽前的遗作——《麦田上的鸦群》。看似金黄璀璨的麦田实则暗流涌动，小道通向无法望见的地平线尽头，藏着强烈的危机感，为何李二人的关系埋下了伏笔。
在审美表达上的费心，似乎与团队“拍一部极致的类型片”的初衷有出入。但崔睿认为“一部好电影必然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”，在强推理中探究人性的同时，他也重视影片的观赏性。《消失的她》中没有过度功能性的场景，每个场景的设计与艺术性都经过考量，“这能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体验，也能在创作过程中激发演员独特的表演灵感”。
崔睿认为，无论注重推理还是注重艺术审美，通过电影讲故事最终都要有“让观众相信能够借此去实现什么的力量”，《消失的她》则做到了“让大家站在一起惩恶扬善”。而为了让观众拥有一个更温暖的离场，也为了突出“选择”的主题，崔睿和团队决定在末尾加上一个彩蛋。
“人生的选择特别关键，心做天堂、心做地狱，其实都在你心里。”
悬疑电影《消失的她》剧情
《消失的她》十分强调情节不断反转带来的爽感，最大的反转便是沈曼用一场“戏剧”成功为闺蜜复仇、把何非送进监狱，这也为影片打上了“girl helps girl”的标签，仿佛替女性观众出了一口恶气。
然而，这样的结局无法掩盖观影过程中的不适。究其根本，全片只有何非拥有相对完整的个人叙事。他出身底层、做过外卖员和调酒师，试图在上海闯出一番天地，却因为发现赌博这一通往成功的捷径而走上自我毁灭(并毁灭妻子)的道路。相较而言，三名女性角色是相当职能化的——木子安静内向而容易相信他人，这构成了杀妻的铺垫;沈曼看似英姿飒爽，但关于她的细节都是为了叙事服务，比如戏剧导演的职业是为了最终的反转，喜欢在红茶里加柠檬片的习惯是为了说明她和木子的闺蜜关系，就连她与木子成为朋友的契机也是廉价的“过命梗”——沈曼儿时遭遇校园霸凌，在跳楼之际被木子临时救下。至于那名美艳的假木子，她的形象是典型的男性视角下的“蛇蝎美人”(femme fatale)，身着一袭红裙，为了假扮成木子而忍痛以火印在大腿伪造胎记。然而，她如此拼命帮助沈曼的理由被一个镜头轻巧带过：假木子抬起割腕过的手，暗示自己也曾遇到过渣男。
那么沈曼是否逃出了这一秩序呢?在片中，她被强调的情感是与木子的姐妹友谊，也如某些网友看到的，这种情感甚至超越了友谊的范畴。然而，这名人物的有效性同样值得怀疑。在《暴力女性电影：男性可以暴走，女性为什么不可以?》一文中，酷儿电影研究者海德薇格认为，在刻画复仇的女性时，她们的反抗往往需要某些可以被理解的理由，比如被男权深深伤害，《末路狂花》中的路易斯就是因为曾被强暴而开枪将男子射杀;另一种方式是将其描绘成女同性恋，比如《女魔头》中的沃诺斯和西尔比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削弱她们越轨行为所造成的破坏。
沈曼的情况也大致如此，何况她的行为并没有真正“越轨”，而是属于一场大型“戏剧”——不对现实机构造成任何损伤(杜江扮演的假警察出现在警察局外、用于逼供何非的假医院则建造在一片荒地上)，仅仅是把一名犯罪的男人送进了监狱。
诸多观众评论认为，片中的女性互助情节还算感人，败笔在于结尾，当何非看到木子怀孕的B超照片时，他幡然醒悟并流下了悔恨的泪水，似乎说明在男人眼中孩子比妻子的性命更重要。但是按照前述分析，我们不如说这个结局才是符合本片一贯叙事的，为闺蜜复仇是因为她遇到了“坏男人”——言下之意便是，如果男人是“好的”，那么结局本应该是婚姻幸福和传宗接代。
用“妻子怀孕”来抚平男主角的伤痛，近期上映的电影《温柔壳》的剧情也如出一辙。导演试图表达两名精神病患(分别由王子文和尹昉饰演)如何相爱并相互救赎，但当两人离开医院组建家庭，叙事明显开始倒向男主一边，他发病更频繁，病症也更为复杂，女主角的病情却奇迹般地稳定下来。她需要负责照顾丈夫和他同样患有精神病的老爸，还要在怀孕的情况下在美甲店上班。这不禁让人质疑，得到治愈和救赎的到底是谁。
悬疑电影《消失的她》引人思考的问题
《消失的她》对女性发声更像是浅显而迎合流行情绪的口号，片中的女性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正义的符号，她们为惩罚“渣男”而生，别无其他目的。另一方面，电影中厌女的视线无处不在，所以就出现了假木子这样有些割裂的角色——既是好人，又是个美丽“坏”女人。不如说，这种不愿直视女性真实样貌的做法本身就是极为厌女的。
如果要在电影中真正颠覆男性的固有言说，创作者应当注意女性处境的复杂性，这一处境并不发生在《消失的她》那样密闭架空的孤岛上，而与阶层等问题紧密交叉。比如在2022年的韩国电影《下一个素熙》中，家境普通的素熙在与女性好友发生口角时会被刻薄地评价，做接线客服的她只是个“天天挨骂的死丫头”;公司内部暴力压榨素熙的人，并不是她的男上司(他反而具有一些温情和正义感)，而恰恰是后来的女上司，她无情地辱骂素熙讨要应得的实习报酬是因为“太穷”，这成为了把素熙逼上自杀道路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播客“反派影评”指出，这正是《下一个素熙》导演郑朱莉的犀利与深刻之处，由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往往被认为是软弱的，所以必须展现出更强硬的姿态，这使得女性之间的互害一览无遗。
海德薇格的结论是，我们必须不断地创造出不能被轻易理解的女性角色，比如电影《珀尔》中那个打破纯洁女性与暴女界限的女孩，她是饱受母亲折磨的纯真乖乖女，但下一秒就拿着鹅去喂鳄鱼，心怀不满地大开杀戒。海德薇格认为，这些行为都没有清晰的可以被道德化的动机，也没有忏悔和愧疚。珀尔的行为虽然古怪，却并非全然不可理解，她唤起了观众的诸多共情——比如因被禁锢在农场中无法实现梦想的感受，以及妯娌被选中参加舞蹈表演时的嫉妒。
影片的优秀正说明，对于女性的理解与支持从来不是轻而易举之事，而是曲径通幽的，这需要创作者真诚面对女性幽微的内心。唯其如此，那个“消失的她”才不再是空洞的想象，而可以有着具体、丰盈的内容。